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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代打工者的出路

2018-07-05 14:53   来源:网络整理   责任编辑:采集侠    点击:
那个女孩子死后,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,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,他们说,不要管是什么内容,签字就可以了。我一看,原来是要我们保证,若在工

按辈分算,我儿子杨力行算是丈夫家庭第三代中最小的一位。

在婆婆的葬礼上,八岁的儿子和小他半岁的涛涛追追打打——涛涛是二姐女儿周婕的儿子,在大人的教导下,涛涛非常自然地叫力行“舅舅”,几十年前大家庭的人伦秩序,毫无违和感地在现实中上演。

第四代的出生,让我猛然意识到: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终于长大。在我们日渐衰老的同时,另一个群体正依照自然规律,一个个从泥巴中的幼童,长成今天的翩翩少年。

我还记得2005年第一次去丈夫家的情景,最令我震撼的,不是丈夫家的贫穷,而是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外甥、侄子。逼仄的房间,到处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,女孩子打打闹闹、不得安静;男孩子追追赶赶、跑上跑下,生命的活力冲淡了家庭的黯淡,但养育孩子的艰辛,显然成为压在姊妹身上的重担。哥哥、嫂子要对付将近三十人的饭食,为了减轻劳动强度,吃饭的时候,直接从镇上买了很多一次性的碗筷。

到今天,算上我儿子杨力行,大家庭一共有十五个孩子,女孩十一个,男孩四个。具体说来,每个家庭的子女如下 :

第三代打工者的出路

从年龄分布看,以上十五个孩子,出生于1980年代的有六个,出生于1990年代的有八个,出生于2000年代的一个;从成长环境看,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十个,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五个;从身份看, 除了妹妹家女儿帆帆和我儿子力行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,其他孩子在户籍上依然在农村。

从以上概况看,他们所处的年龄段、身份、成长地,都凸显出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时空特征。他们的成长和出路,命运和未来,与中国农村最广大范围内的孩子,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构关系。

从广义范围而言,上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中,外出谋生的都可以归结在打工范畴中。尽管其中有五个孩子念过大学,和他们舅舅考上大学即进入体制内比起来,他们依然可以归入打工一族。

周婕:帮着爸爸一起送哥哥念书

第一次去丈夫家,我唯一没有看到的孩子就是周婕。直到2006年7月,她和小果两个人从厂里辞工,一起约定到广州来看舅舅,我才第一次看到她。当时她二十一岁,自十三岁外出打工,已经在南方断断续续待了8年。

周婕的妈妈1999年就去世了。母亲的早逝,让周婕和别的孩子比起来,显要懂事很多。听家里人说,周婕在念初中时就很有主见,很小的时候,就知道写信给当地的政府,反映学校存在的问题。妈妈去世后,爸爸常年在外打工,哥哥读大学,家里基本上没有人,因此,她如果从外面回家,也主要是待在姨妈和外婆家,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
大姐的女儿小果生得极为漂亮,皮肤白皙,一脸的稚气,一副没有开化的懵懂模样。

2006年和她聊天时,她还不到十九岁,尽管已在外打工多年,但依然是一副没有历练的样子。当时她跟我们说不愿再进工厂,恰好我有一个做美容的朋友要招人,我们就建议她不如趁年轻、一心一意在一个行业待下去,积累点经验,再找机会自己干。和她聊过以后,她也挺有兴趣,于是我们决定送她去学美容,再怎么样,至少环境比在工厂好。

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丈夫送她去美容院的情景。她一个星期来我们住处一次,但做了几个月,并没有坚持下去,此后就在广州、武汉等地辗转。

那时候,周婕、小果对我这个舅妈明显不设防,毕竟是孩子,一离开工厂压抑的氛围,生命的雀跃和灵动就表露无遗,她俩坐在舅舅宿舍简陋的床上,有一搭没一搭地给我讲她们打工的故事。

一年后,周婕彻底回家,两年后,经人介绍结婚生子,嫁给了一个在外打工的本乡青年,开始了侍奉婆婆、养育孩子的人生。小果则继续在不同的地方打工,坚持要和一个家里非常穷的男孩在一起,十年过去了,她已经不如当初那般稚嫩,但依然一脸懵懂。

我初中还没读完,1998年,十三岁就出来打工了。因为年龄太小,就办了假的身份证,现在假证很多,什么都是假的。刚开始在中山,第一次进的工厂,是那种连哑巴都会要的工厂。

工厂也知道我们拿的是假证,知道我们是童工。所以,每次劳动部门来检查,厂里就会叫那些十八岁以下的矮个子员工,到他们宿舍躲一下。劳动检查部门一般会问,“工厂待遇怎么样?一天工作几个小时?有没有加班费?”这样的问题,工厂也会专门教员工怎么回答。有些人不老实,什么都说,说真话;有些人胆子小一点,被厂里一吓唬,就不敢吭声了。

要是问到我,我肯定实话实说,要开除就开除,我也不怕。一般比较正规的厂,会按《劳动法》来,一个星期上六天班,一天八个小时,但这样的厂子很少。

在中山做了不到一年,妈妈病得很厉害,我就回去了。妈妈去世后,爸爸外出打工了,哥哥还在念书,我在家待了大半年,又去了深圳。最开始在一家鞋厂,后来又去电子厂。后来我还去深圳一家商场做收银员,工资不是很高,包吃住,一般一个月只有六七百块钱,不包吃住的话是一千块钱左右。相比工厂,商场的环境要好一点,但后来实在太想回家了,所以在深圳待了三年,就回来了。

妈妈去世后,家里也没有什么人,我去姑妈家、小姨家各住一段时间,有时候也到外婆家里去住一段时间,也没有别的合适的地方去。

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鞋厂工作。我和小果在同一个鞋厂,鞋厂的胶水有毒,没有用粘胶,用的胶水。厂子后来效益不好,也没有什么收入,有个女孩子太累了,想请假休息,工厂不批,她就在厕所喝了工业盐酸,出来的时候晕倒了,被送到医院洗胃才好起来。

还有个女孩子,生了病去请假,厂里不批,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,躺在床上,等到别人去喊她时,身上已经硬了,眼睛都翻白了,工厂赔了几万块钱。然后那个厂就开始闹鬼,厂里面为了平息,每年还在车间给她烧纸钱。她所住宿舍的那个楼层,都没人敢住。

在工厂,有时赶货,连续三四个月,工厂都不给工人休息,经常加班到一两点。那个女孩子死后,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,我说给我看一下,他们说,“看什么看,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我说:“名字是可以乱签的吗?”他们说,“你们的名字当然是可以乱签的。”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,他们说,不要管是什么内容,签字就可以了。我一看,原来是要我们保证,若在工厂干活期间出了事,跟工厂无关。他们想推卸责任,我就没有签字。有些老员工在工厂干了十几年,工厂也没给他们买任何保险。

我待过的工厂,大的有几千人、甚至一万人,最大的有两万人,但也有小作坊式的工厂,几百人甚至几十人。有的鞋厂从头到尾,一条龙生产线。那些打工者从全国各地来,人也比较单纯,十几岁的有,三四十岁的也有,有的甚至拖家带口。

那些年龄大的打工者,小孩一般就在家里读书,没有办法带出来跟在身边。一是费用太高,二是无人照顾,放在老家,好歹有父母照看,留守儿童放在家里,可能比带出来还享福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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